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白水煤矿储量丰富，质地优良，历来为人们所称赞。但在旧社会，这宝贵的自然财富，却成了少数人巧取豪夺，奴役劳动人民的资本。矿工当牛作马，不仅填不饱肚子，连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过着人间地狱般的日子。解放后，矿山回到人民的手中，白水煤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在白水煤矿工作了四十多年，解放前历任新生煤矿股长、科长、襄理等职务，解放后新生煤矿走上了公私合营和国营化的道路，我又任国营白水煤矿的经理和副矿长等职务，目睹沧桑，抚今追昔，感慨殊深。现在把白水煤矿的过去扼要介绍一下，使人们明瞭新旧社会天渊之别，更坚定地跟党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白水煤开采历史的记载和传说
　　白水煤炭是什么时候开采的?据白水县旧县志上说：清乾隆年间，有煤井230余眼。并说，当时有炭户头名目，假称供应官炭，暗中渔利，乾隆十八年知县梁善长把这项陋习革除了。还记载说，煤井庸工人入穴取煤，因工伤亡，尸亲与煤井主人诉讼，知县刘令贻断令井主给棺木银四两，布二匹。刘令贻是清康熙年间的白水知县。这足以说明，白水煤的开采当在清朝以前。
　　白水煤的发现和开采过程，据民间相传，煤是在白水县东30里处的洛河沟发现的。当地人民在洛河沟劳动，发现石岩缝中有一层黑色东西，采下来试烧，火力很强，于是人们就从有煤线的石缝中挖洞采煤，用作燃料。除自己用以外，并拿到集市上出售。洞挖深了，继续挖有困难，就到距离煤洞较近的半坡沟稍平处试凿竖井采煤，井挖一、二百尺。以后逐渐发展到平原竖井。竖井用木制辘辘绞煤，采煤在当地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产事业。
　　白水煤田区域，分为三梁，是渭北黑腰带。白水县东阿文村、西固、东固、洛河沟一带叫作东梁，冯雷镇一带叫作中梁，白水县西河一带叫作西梁。东西二梁沟坡较多，井浅，平均深度三、四百尺；中梁地势平坦，井比较深，一般深度四、五百尺，最深的七、八百尺。
　　当时没有钻探设备，人们只凭经验和直观的方法打井。就是从别人井下煤的走向和煤质好坏，来决定自己凿井的方向和地点。由彼到此，一井一井相继开凿。由县东洛河半坡逐渐西移，到辛亥革命前夕，已西移到冯雷镇西南前村附近的陵角井（贺家陵）。据这个井的主人讲，是1908年凿成的。即今白水煤矿的官路井，也是按照这种方法，在1918年凿成的。因为凿一个竖井，需要很多银钱，所以煤的开采，就为当时有钱的地富和豪绅所垄断。劳动人民是没有财力可以开凿的，即就是富豪，也往往要几家联合起来，才能凿成一井。几家联合凿井，就由几家轮流采煤，每家生产一天。工人受井主雇佣，只许给一家干活，没有去别家干活的自由，是封建性的雇佣劳动关系。
　　旧社会煤井主人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这种小型手工煤井，生产非常落后，管理也极简单，但对采煤工人的剥削却是非常残酷的。煤井的井主人每天去井口一次。有的是主人亲自去，有的是主人觅一亲信人员代替自己去，这种人当时被称为记炭的。他们去井口是为了收取当天卖煤的钱和开发工资，并给当班下井的工人发照明用的灯油。每份灯油10两（16两1斤的秤），10两油一般都用不完，多发一点是井主人对井下工人的一种小恩小惠，目的是让工人尝一点甜头，给主人多干活。出的煤多，主人就赚的钱多。用剩的残油和工人多生产的煤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井下照明的灯，形状象鸡，故名鸡儿灯，是当地瓷窑的产品。
　　那时煤井工人下井的劳动时间，规定每班为24小时。每天中午太阳端顶时（中午12点），井下工人上下换班。每班下井工人只有 10余人，包括采煤的镢手工、装煤的岸手工、运煤的拉筐工和清理巷道兼做杂事的老活工等；井上有提升的绞把工和卖煤的锨把等。绞把工每班12人，每两组轮换工作，每绞12绳为一棒，轮换休息，每绳绞三个小笼，共重六、七十斤。每天昼夜不息，24小时约能生产煤10吨左右。当锨把的负责卖煤，兼管煤井的日常事务。煤井上还有称作老阿长的，是土煤窑上的技术工，他每隔几天下井检查一次。他的权威很大，工人得绝对听从，甚至可以随便用绳子和棍棒捆打工人。井主对老阿长拉拢利用，除给工资外，逢年过节还给送礼，为的是让他严格督促工人多出煤。
　　工人的工资没有定数，即所谓出煤多，挣的也多，其实，每天工作面出的煤和当天卖出的煤，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井主人是以当天卖的钱多，就以为出的煤多。按一般情况，每绳可提升 60一70斤煤，如果那一天顾主多了，井主人或锨把给井下装笼的工人打个暗号，笼就装不满了，每绳降到40—50斤，甚至30—40斤，却按60—70斤给买主计算煤价，这样多赚的钱，井主给工人多分几个工资，绝大部分都落到井主的腰包里去了。
　　当时煤井对来买煤的顾主，是看人行事的，有所谓白腿车和黑腿车之别。白腿车指的是偶而到矿上来买一次煤的农民，提锨把的见了这种车，就大耍欺诈手段，打暗号给井下，不叫笼装满，大减每绳的重量。所谓黑腿车，就是经常到矿上拉煤到别处贩卖的车，煤井为了拉住这些买主，好多销煤，就打暗号给井下，笼就装的特别满，而且多装块煤。
　　煤井主人为了控制井下工人，不惜用鸦片烟来毒害工人。井主有意让工人吸上烟瘾，尔后就用鸦片烟作价开付工资。工人沾染了吸毒恶习，烟瘾发了，没钱买烟就要受痛苦。为了过烟瘾，工人就得给井主人拼命干活。井主人和烟房子互相勾结，8分钱的烟棒子，发给井下工人就抵1角，井主人坐收其利，残酷剥削工人。
　　旧煤井的工人，还有许多无偿的负担，例如要给井主人和官府衙门供煤。当时规定：每班工人得给井主人无代价地出600斤煤。给山主（井口所在地的主人）出500斤煤。官府也规定，每个井口，每班工人，每一个季度要无代价地给县衙门供应官炭2000斤，一个井口是4个班，即每个井口每季度要供应官炭8000斤。那时全矿区约有40个井口生产，因此每季度煤井工人被官敲诈 160吨，全年640吨。这种封建陋规，延续了很长时间。
　　井主只图多出煤，多赚钱，对井下工人的安全是毫不注意的。他们为了降低成本，多得几个钱，煤巷里连木柱也不支，对层出不穷的伤亡事故，归之于神不保佑，散布求神保佑的办法，来麻醉工人。各井主集资在冯雷镇西边修建了一座山神庙，每年阴历的3月和10月的中旬，要演戏两次，祈祷山神保佑工人平安。每逢演戏，各煤矿的主人均到场，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大肆铺张浪费。他们还假惺惺地举行三跪九叩礼，祈求山神保佑工人平安。这种迷信活动，不独对工人的安全毫无保障，反有欺骗作用，使工人们发生错觉，似乎井主人很关心他们。实际上，井主人对工人的安全漠不关心，工人死了，井主只给少得可怜的一点命价，且因人而异，家属利害一点的，不好惹，就多给一点。有的井主人有军阀和权贵作后台，死者家属不敢得罪井主，给的钱就更少。据老工人说，每当下井死了人，井主为了达到少付命价的目的，往往采取极不人道的作法，把死者尸体倒吊着，吊到半井筒，借口命价没有说好，而不向上吊。使死者的亲人目睹伤心，为了乞求把自己亲属的尸体赶快吊上来，宁肯少要命价。可见，井主的心肠多么狠毒。
　　因为井主对伤亡事故处理的不公道，也往往会激起煤井工人的反抗。这时，工人就采取停止生产的办法来惩罚井主人。工人大伙都停止工作，离开煤井，走进附近的市镇饭馆里，大吃大喝一顿。井主人慑于众怒难犯，不管吃喝花了多少钱，都得全都照付。
　　白水新生煤矿的开办  
　　1936年，西安和白水的地方人士韩仲鲁、徐裕如、刘楚材、王子中、李象九、李子余、田一明、刘子威等人，集资成立白水新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办新生煤矿。当时筹集的股金为3万元，由河南新乡万顺铁工厂购回半吨绞车一部，三节立式蒸汽锅炉一座，正准备安装生产，却遇到当地一些土煤窑主的反对。他们害怕安装机器生产后，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机器久久不能安装。后经过再三协商，始达成协议，准将小煤井主开采的陵角井作价8000元，杏树底井也作价8000元，作为对新生煤矿的投资。因而，新生煤矿就在贺家陵角井口安装绞车、锅炉。1937年1月设备安装竣工，即投入生产。
　　初开始生产时，管理机构比较简陋。矿厂设经理、协理，下设事务、会计、工程三股，负责推动全盘工作。西安设董事会，讨论决定矿厂重要事务，指导生产。董事会设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监察等。经理和协理由董事会任用，贯彻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负责矿厂的生产管理工作。董事会每年召开股东大会一次，在股东大会上报告矿厂一年来生产和营业情况，并选举下届董、监事。矿厂每月都得向董事会汇报生产情况。
　　1937年1月新生矿开始生产时，仍雇用原小煤窑下井的工人，生产的时间由原来每班24小时改为12小时。提升的设备虽有半吨的绞车，因井筒太小，装煤的荆条笼每笼只能装100斤，远不能发挥绞车的作用。每班下井工人20—30人不等，日产煤30— 40吨。每工每日工资1.50元，当时可买小麦一斗。矿厂没有技术人员，仍靠略懂土法采煤的老阿长指导生产。老阿长习惯于旧的一套，不懂新的生产方法，因此常和管理人员闹矛盾。
　　井下采煤用尖镢挖，产量低，出力大。没有分掘进和采煤的工序，是一揽子采煤法。巷道运煤，是在四轮小车上放个长方形荆条筐靠人力向外拉运。井下巷道有一段中间高、两头低，工人叫它鸡儿架。因两面的坡度很陡，工人拉煤过鸡儿架，不仅费力，而且极不安全。上坡时得手拉住绳往上爬，下坡时又得用肩膀把筐扛住慢慢向下放。后在工人的建议下，把鸡儿架凿平了。
　　井下采煤，还不敢放炮，因本地工人还没有掌握放炮炸煤的技术。只得因循守旧，用尖镢一点一点挖。井下虽有通风巷道，由于不重视通风工作，风道经常失修，起不到通风的作用，工作面空气很热，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工人光着身子干活。井下照明，开始用的还是鸡儿灯，每工每人发老秤6两油，3钱棉花做灯捻子，组长发12两油。拉筐工把灯顶在额头上，在额旁边还别一个薄竹板板，作刮汗水用。实行包工制后，鸡儿灯改为锡铁皮做的圆胡灯。
　　在新生煤矿陵角井做工的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的人，因此不需要给工人准备食宿的地方。1938年实行包工制后，外地来的工人多了，就在矿厂附近打了一些土窑洞，作为工人食宿的地方。作饭的炊事员，矿厂不管，是工人自理。这种大窑洞，叫做大庵，由一位组长负责管理。初办时没有澡塘，仅在旧井后的小把窑内设置了几个大盆，供工人洗澡，因盆小水少，洗不干净，工人意见很大，矿区限于水的困难，迟迟不能改进。
　　总之，新生煤矿初办阶段，从生产到生活，一切都是沿袭旧的一套传统作法，除添设了一台绞车和锅炉外，其他和土窑采煤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工人上下井筒，由于工人害怕绞车不安全也不敢坐，依然从杏树底井筒坐人绞的轳辘上下，到后来胆大的工人试着坐蒸汽绞车上下，感到很安全，才终于把人绞轳辘停止了。
　　新生煤矿的扩建和生产的初步发展
　　日本侵占东北，关外许多煤矿落入敌手，国内煤的供应已趋紧张，迨至“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后，煤更为紧张。陕西由于沿海工厂的迁入，小规模的煤炭生产，就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1937年秋，新生煤矿决定扩大井筒，争取多出煤，既是为了支援抗战，也是为了本身的发展，好多赚钱。扩大井筒的工程，到1938年竣工，生产逐渐发展，外地来的工人也多了，其中有会放炮炸煤的技术工人，采煤工序改进了一步。放炮炸煤的效率比用尖镢挖高多了，但打眼时仍要出大力，且很讲究技术，技术高打的眼炸出的煤多。放炮没有电线，是用炮捻子，人工用火点炮捻子，放炮工躲避不及，就会发生伤亡事故。有一次凿井筒，工人把炮捻子点燃了，叫上边赶快开绞车，不幸绞车出了故障，开不动，结果放炮工人被炸死。以后改用放炮器放炮，才比较安全了。
　　井筒扩大了，为了提高出煤率，将0.5吨的绞车改为0.75吨的绞车，蒸汽锅炉由3节立式改装为4节卧式。装煤的荆条筐改为铁翻罐。日产量逐渐增加，达到70—100吨。
　　这时，矿厂管理机构也扩大了。原来的事务股改为总务科，会计、工程股也改为科，并增设了营业科、医务所、矿警队。矿警队初设时有10余人，后发展到30余人，有长短枪30多支。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潼关外煤炭不能顺利运进陕西，严重影响了陕西各工厂的生产。国民党不得不开始对新生煤矿重视起来，以便解决西安各工厂的生产用煤问题。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派铁道兵团筹建渭南至白水新生煤矿的轻便铁道。1938年夏，轻便铁道修到白堤，距新生煤矿尚有10多里，因隔个大沟，工程比较大，一时难以修通。新生煤矿在白堤购地6亩，雇马车把煤运到白堤，装车后再由轻便铁道运到渭南、西安。1939年上半年，轻便铁道终于修到新生煤矿井口，因此日运量由50多吨增加到100吨。这对支援西安各工厂的生产，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1938年下半年起，新生煤矿所产之煤，完全由国民党政府陕西省煤炭统销处统购，不准许矿厂自己销售，这给煤矿带来极大的损失。因为统销处订购新生煤矿的煤，是一年订一次合同，签订合同时的煤价每吨6元，当时并不赔本。但不久，因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生产煤的成本早已超过6元了，而煤价仍不许动，结果矿厂赔本。虽几经交涉，始允许每吨增加1元，但物价仍继续上涨，煤价却不许再变动了。这对新生煤矿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障碍。经营无利可图，生产却要发展，只得再集股金，竭力维持。先增资到5万元，仍感不足，又增加到8万元，最后增加到15万元。
　　1938年下半年，新生煤矿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把原雇用的农村工人，由矿厂负责安排，生产改为包工制。生产工人改由包工处从河南等地招来，而包工处不属于矿厂的机构。由矿厂与包工处订立合同，每出一吨煤，矿厂付给若干元，除大型材料（如木柱、机械设备等）由矿厂负责供应外，其他一切生产开支（如炸药、雷管、清油、洋镐、鎯头等小件工具）和工人工资，概由包工处负责。包工处设包工头、副包工、总管、老板、监工等。老板和监工虽然下井，但不干活，只是在井下监督生产。这是矿厂为了省事和应付物价的暴涨而采取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只使工人身受多重剥削，而对煤矿的科学生产和管理毫无好处。实行包工制以后，采煤完全变成掠夺式的采煤法。什么地方好采，就去什么地方采，怎么采挖有利，就怎么采挖，只图赚钱，完全不考虑矿井的寿命。不几年功夫，新生矿陵角井下好采处的煤就采完了，煤没有采尽，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
　　为了维持新生煤矿的生产，只得另开新井。于是在陵角井西南400米处另凿一井，把这个井叫做二厂，把陵角井叫做一厂。一厂到1944年停产，利用这个厂的厂房办了一所职工子弟学校。
　　二厂凿井工程，于1940年4月动工，1943年基本竣工，到 1944年3月才正式投产。投产的设备，有90匹马力蒸汽绞车一部， 4节和6节卧式锅炉各一座，装煤工具由铁翻罐改为木车，每车装350公斤，日产量为150～160吨。此井原设计日产量为500吨，由于设备限制，管理不善，始终未达到设计能力，也未能充分发挥90匹马力蒸汽绞车的作用。这个新井，由于包工处只图赚钱，乱挖乱采，不几年功夫，一个好端端的矿井，就几乎无法采煤了。于是又决定在官路另凿新井，称为三厂。1947年春动工开凿，工程未完成，同年秋白水县就解放了。此后，新生煤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此期间，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工人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工人每日的工资，月初可买6、7升麦子，到月底只能买 l、2升麦子。因此，新生煤矿职工的工资改为按煤计算，月终开支时，按当时煤的价格计算工资额。但是，物价是一涨再涨，纵然这样，吃亏的还是职工。生产的发展，丝毫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各种社会势力对新生煤矿的勒索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势力的各种人物，无不把手伸向新生煤矿，制造种种藉口，肆意敲诈勒索。仅就我记得的几件事，记述如下，以见一斑：
　　（1）因为抗战，经常要征兵，这就给国民党师管区和县兵役科以征兵相要挟而乘机勒索的机会。有一天，蒲城师管区一个王司令亲自到矿，要新生煤矿把5天出的煤折价全部卖给他，否则就要在职工中征兵。矿厂负责人在威逼之下，只得接受。
　　（2）白水县兵役科长的小舅子，利用姐丈的权势，来到新生煤矿，扬言要在工人中征兵。矿厂负责人不敢得罪，拉开麻将牌桌，并叫会计科先给他送上几百元，作为赌资，又暗中叮咛陪他打牌的人，只准输不准赢。结果他满载而归，征兵之事也一句不提就走了。
　　（3）渭北轻便铁道运新生矿的煤炭，规定每月给铁路上所谓高级人员每人一吨优待煤，付的是煤末价，要的是大块煤，每月矿厂得损失100多吨煤。
　　（4）新生煤矿由渭南给西安几个工厂运块煤，在渭南装车，份量也够，但到西安过磅，40吨车皮的煤，往往短少3—4吨。有人给新生矿驻西安的负责人透了一个消息，说各工厂都给车站过磅人员行了贿，过磅时故意压低重量。因此，以后新生煤矿就给西安车站的过磅人员按时送几条好香烟，这样不仅不短数了，往往每个车皮反多出3～4吨来。
　　（5）税收人员常驻在矿厂，矿厂负责人为了少缴纳税款，就给税收人员行贿，以多报少，压低日产量，少交税款。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当时美其名曰：“各得其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政治更加腐败，公职人员贪污成风，敲诈勒索更是常事。白水县的国民党军政党特人员，几乎是隔几天就成群结队地到新生煤矿来吃喝玩乐。那时，矿厂负责人一见这伙人，阿谀奉承，无微不至，打牌、抽烟、喝酒，挥霍浪费惊人。每月光这项招待，就得耗费几百吨煤的钱。矿厂负责人企图以奉承拉拢保住企业的命运，结果适得其反，新生矿被搞得七疮八孔，气息奄奄，朝不保夕。1948年夏，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炸死一个来矿区买煤的无辜农民和许多牲畜，矿上也有一人受伤，吓得群众不敢再来买煤，使矿区营业大受影响。胡宗南军乘我解放军临时北移，窜到矿厂，诬赖两个工作人员是共产党，硬要拉走，并扬言当场给这两个人上非刑。矿上负责人不忍这两个工作人员无辜受酷刑，只得忍气吞声被敲诈去法币11亿元了事。
　　国民党不仅在经济上摧残新生煤矿，在政治上也严酷地控制新生煤矿。它们在矿厂里成立了许多组织，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三青团的区分队，还有一贯道的活动。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借口防止职工中的所谓异党活动，肆意欺压工人。
　　1947年9月，白水第一次解放；1948年秋，完全解放。党派以宋炳祥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新生煤矿，向职工群众讲明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勉励大家努力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并贴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标语，安定了人心。工作组还协助矿厂管理部门恢复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工作时间改为10小时，并取消了包工制，改善采煤方法，首先使原来几乎无法再生产的二厂获得了新生。1950年春，中共白水县委杨建舟书记亲自到煤矿视察，帮助矿厂解决了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产营业日趋好转。全厂职工群众感动地说：共产党挽救了这个矿。
　　（陕西省政协供稿）
　　《西北近代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