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到朱家河煤矿，我就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经历。每每回忆起那段艰苦日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那些人，那些事，犹如过电影一样，是那样的清晰，仿佛就像是发生在昨天，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虽然已经到了春暖花开，但倒春寒的威力还是不容小觑。那天的气温突然降了好多，我早早起来顾不上吃饭，就拉起架子车来到大市场门口摆起了地滩。原先工作的南井头煤矿报废以后，职工失业。为了生存，我和工友于鹏、任文生、裴彦生一起，从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进了一些日用百货，在白水县城大市场门口摆起地摊。几年的摆摊经验告诉我，越是在这样的天气生意越好，因为越是天冷，人们越需要我卖的手套、帽子和棉袜子。

       果然不出所料，那天的早市因为天冷没有人出摊，而有需求的人却比平时高出好几倍。过了早高峰以后，正当我为当天的生意高兴的时候，送饭来的妻子带给我一个消息：单位劳资科来家里通知，让我明天早上八点到老矿部集合，去新建的朱家河煤矿报到。那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虽然早有此闻，也找了熟人说情，但事没办成。

       我和妻子都是下苦人出身，对于摆地摊并不惧怕。由于会经营，生意在同行中并不算差。为了扩大经营，一年下来，我用攒下的钱和赚下的钱在四马路附近买了一块庄基地，盖了一座独家小院，还专门设计了存货的位置。接下来还想寻机会租赁门店，扩大经营。记得当时的中国煤炭记者校天奇在我摆地摊的地方还专门给我们夫妻俩照了一组相片。据说在报纸上进行了宣传，动员更多的人自谋出路。校老后来也成为我新闻创作的领路人，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煤矿工作经历已经让我养成了守时的习惯。匆匆来到老矿部门口好长时间，才发现到场的只有丁培军、杨天喜、郑延龙、马文尚和我五个人。我们当时在矿上的工种都是司炉工。其中的丁培军还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机电队副队长，主管锅炉业务。那时候的锅炉车间是除“四大机械”以外最重要的机房。它承担着工人洗澡、矿区供暖，甚至还有大食堂蒸馒头的任务，真可谓衣食住样样离不了。工作人员除十几个有司炉证的以外，还有从区队借调的几个人。矿井报废以后，大家都开始自谋出路。我们这五个人先后做起了小生意。除过我卖小百货以外，丁培军是制作销售一种从外地学来的叫“雪花露”的饮料；杨天喜和马文尚都是和媳妇一块摆地摊买菜；郑延龙在县城卖烧鸡，而且当时很有名气。应该说大家都不是不去就不行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去的新单位除路途遥远，前途也并不明朗。据说也是被小煤窑破坏的很严重，当时就有传言说是第二个今日投产，明天破产矿。

       没人去的突然变故，把当时的矿领导弄得手忙脚乱。加之当时的做法有些简单粗暴，劳资科明确告诉大家不去就开除。这样一来，不想去的人托关系找理由，没理由没关系的，干脆就硬扛着不去。这种僵局持续了几天以后，劳资部门拿出来一个方案，由丁培军临危受命，带领五名同志组成六人小组，先期验收接管，随后其他同事全部到岗。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权宜之计。

       那是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丁培军带着其他五个工友坐上了筹建处接人的“金杯”面包车到朱家河矿报道了。从白水县城到元鹤山下的建井工地，虽然只有二十多公里远，但由于没有像样的公路，加之车辆老化，坐在里边比坐拖拉机还难受。据说设计建井的时候，国家计划修一条从县城到元鹤山的公路。当时的白水县也是贫困小县，支柱产业就是农业经济，土地尤为重要。修路是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有些还是良田。善良但缺少远见的父母官，反复向上级陈述理由，最终修改了这一设计，这才有了后来从罕井经高阳到元鹤山下的矿区专用线。若干年以后，每当白水县的政府部门经过这条专用线到矿区检查工作时，提起当年的往事都懊悔不已。矿在县域，但无路可通，要达此地，需绕道通行。

       车走在坎坷崎岖的山间土路上，颠簸还不是最难受的。窗外，那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尘土，呛得大家咳嗽声不断。每个人的鼻孔都出现了黄土结成的鼻痂。好在这段时间并不算太长。车到元鹤山下的时候，大家离很远就看到了一片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

       当大家向司机确认这就是新建的朱家河煤矿后，来时的委屈和勉强瞬间烟消云散。大家呼吸着暗香浮动的清新空气，观赏那芳香碧绿的花草树木，聆听着林间百鸟的宛转吟唱，那除了是一种无上的享受，更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若干年以后，当企业走出“夕阳行业”困境，迎来“黄金十年”的时候，那些已经在这里功成名就的前期人员，不知引来多少人的羡慕。

      生活中就是充满了这么多没想到。自然界中，没想到几近枯死的老树会重发新芽；没想到旧燕飞去新燕飞来；没想到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没想到春花开罢，秋花盛开。生活中，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想到生活的戏剧性无处不在，时时在考验着每个人。

       初到元鹤山下的时候什么都艰难，睡觉难，行路难，吃饭难，工作难。

       当时工地上的主要施工队伍是建井处和建安处职工。筹建处的总部机关在罕井，大多数人平时在罕井办公，有事的时候派人到工地办理。随着各项目工程进入收尾，筹建处逐步开始进入验收进驻。锅炉房是第一批完工验收项目中间的一个。我们六个人就是筹建处调过来，开始熟悉设备，准备验收使用的，因为矿井一旦开始生产，锅炉房是要先期运行正常的。

       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就在锅炉房二层的空房子找了几块木板铺在地上，谁值班谁就在上面休息睡觉。后来一个有熟人的工人从供应科要了一个大一点的木质包装箱放在里边，平时大家就用这个箱子放东西。箱子盖成了大家睡觉的最好场所。这个箱子直到后来矿井关闭，大家都没有舍得扔掉。

       那时候也没有私家车，就连摩托车都是奢侈品，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大家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天早起，大家分别从自家骑上自行车出发，一路向西往矿上赶。下午又返回来一路朝东往家赶。每天人人都要往返四十公里。这段路几乎都是土路，其中还要翻过杜康沟和大杨沟，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夏天迎酷暑，冬天战寒冬，最难的要数遇上阴雨天了。时间长了，跟着当地种菜的农民认识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就是顺着火车道边一尺宽的路基可以一直骑过去。路虽然狭窄，但一路平坦，骑车走时，用时多一点，但不是很费劲，尤其是遇上阴雨天，可以把自行车轱辘放在铁轨上，踩着水泥枕木前行。这是一条通往矿区的拉煤专用线。没有投产的时候，也没有拉煤火车，只有偶尔驶过的轨道车，还是比较安全的。其实，真碰上轨道车还算享福了，因为保不定车上就有熟人，顺便可以搭车一起走。那时候，遇见轨道车是心目中最美的相遇啦。

       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最多的时候每天上班的人有三十多人。后来“非典”爆发，为避免职工同外界的接触，矿上正式开通了发往白水和马村的通勤车，从此结束了职工骑自行车上班的历史。

       矿区当时有建井处一个叫万子的下岗职工开的小食堂，还有当地一个叫田池的农民开的小食堂。没有开始生产的时候，每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就一百多块钱，经济上都很拮据。大多数职工还是习惯上班时在家里吃饱，来时带上一个馒头，中午凑合一下，下班后再回到家里吃饭。如果遇上工作忙或者天气不好回不去，才会有人去小食堂吃一顿。那时候一碗面三块钱，常喝的烧刀子酒两块五一瓶。这种好生活，偶尔吃一顿可以，如果天天吃，那家里人只好喝西北风了，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矿井正式生产以后职工多了，大食堂也开了，价格也很便宜，最重要的是能吃饱。吃饭难也成为历史。

       最辛苦的是搬运安装设备了。锅炉注水试运行以后不久，其中的两台锅炉地基下陷严重。经公司设计、基建等部门的会诊，确定了拆除重新安装方案。

       这时候，六个司炉工，加上后来调入的主皮带司机和建井处运输队留下来的班底，统一组成机运队，由刘增会领导。这是建矿以后最早的两支队伍之一。另一支就是以赴峰峰学习的人员为班底组建的采煤队。

       机运队的任务是负责地面所有设备材料的装运入井。采煤队主要负责工作面设备的安装试运转。说白了就是一支队伍在地面，一个队伍在井下，所有人员一人多岗，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

       煤矿设备都是防爆设备，本来就比较笨重。加之地面工业广场堆积材料设备的场所，还没有来得及硬化。入井设备的拉运就是在地面铺上道木，安上道轨。井下需要什么，就在工业广场找到什么装车，然后推到井口，挂上铰车入井。记得有一次井下工程紧时，正赶上雨季。几十号人在泥泞的广场来回搬运。脚下的泥越踩越深。等到所有的设备装运完毕，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黄泥。即使后来洗了几遍，那种遗留的土色都没有完全褪去。

       两千年的时候，煤炭行业受外部冲击严重。甚至被某些人称为“夕阳产业”。他们忘记了我国虽然一直大力提倡发展清洁能源，但能源结构仍存在“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国家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不会改变。事实上，两年以后到来的煤矿“黄金十年”就是最好的例证。那十年职工收入翻了十几倍，企业也成了全国明星企业。

       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很多人处心积虑想得周到，到最后生活还是让他失算，很多人一路追寻处处碰壁，就在就要放弃的时刻，峰回路转，收获了生活的馈赠。这也许就是生活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明天总比今天好。